百年前，弥漫于英国首都的雾霾在酿成公共卫生灾难的同时，也激发了文艺人士的创作灵感，并借助后者的妙笔名篇，重塑了伦敦在现实世界中的形象。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伦敦的空气质量跌至历史最低点，每年11月到12月，这座城市都会在浓重的雾霾中“隐身”一段时间。事实上，1853年，查尔斯·狄更斯在其《荒凉山庄》的开篇，就把伦敦的雾描述为，“烟雾从烟囱管帽降下，形成浅黑色的毛毛雨，中间带着煤灰烟尘，像成形的雪花那么大……让人觉得太阳已经死去。”他说，伦敦当时的雾，不是那种“柔软的、鸽子灰色”的雾，而是散发着恶臭，呈黄色或黑色，几乎让人窒息。

英国学者克里斯汀·L·哥顿在新著《伦敦之雾：传记》里提醒读者，雾霾曾被视为英国首都的一部分。早在17世纪，日记写手约翰·伊夫琳就开始抱怨四面八方的石灰窑污染了空气。到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时，浓雾已经影响到市民日常出行，无论乘马车还是行走都变得困难——连续很多天能见度过低。1892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从1886年到1890年，伦敦平均每年有63天是大雾天气。在昏黄的街头，“linklighters”，即提着自制手电筒的流浪儿提供有偿带路服务；有时，不幸的有钱人会被诱骗到深巷里，惨遭抢劫。

在早期的科幻小说中，浓雾俨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廉·迪莱尔·哈伊在1880年出版的《杰出城市的厄运》中，精准地预见了有毒的空气令大批市民窒息而死的惨况。在1882年出版的短篇《伦敦的厄运》里，罗伯特·巴尔形象地将致命的大雾比喻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垫子，向整个城市压下来”。休·欧文1908年推出的《毒云》里，伦敦人被一种类似芥子气的外来物质消灭。这些启示录式的、富有末世特征的狂野想象，在1901年出版的《紫云》中达到最高点，在该书中，被毒雾毁掉的不仅是伦敦，还有全世界。

更好玩的是，法国作家J·K·于斯曼在其《违背自然》中塑造的主角之一，曾利用巴黎有雾的日子假装自己在伦敦，既省下了旅行成本，又不用受舟车劳顿之苦。王尔德作为于斯曼的追随者，坚持认为作家和画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英国首都的气候特征，“人们看到雾，不止是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们教会了他们雾的效果的神秘魅力。”

如今，伦敦的空气已恢复清新。曾令人胆寒的浓雾更多地被视作维多利亚时代鬼故事乃至福尔摩斯探案的背景。“那是9月的一个傍晚，还没到7点，但整天都是阴天，密密的、毛毛雨似的雾向城市笼罩下来。”大侦探的助手华生在《四签名》中叹道。时隔百年，每逢秋日傍晚，这段文字读起来仍令人神往；显然，如果没有雾，这个故事的趣味性必定要打折。

这两年对拜物和拜金的批判，不胜枚举，“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中国大妈抢购黄金；去西方国家旅游，大买奢侈品……“拜金主义者太过强调金钱的重要性，以至于拜金主义者变得唯利是图，对许多事物经常只看得到表面，看不到其中的内涵，精神层面也极为空虚”；“拜金主义是现代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象征之一”。这是许多报刊上，所谓专家学者的论调。大家听得多了，习以为常，也就认同了。但是，常说的东西就一定正确吗？

我们认真思考一下，这些论调的核心是什么？金钱至上——精神空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语序的先后，显示了其潜在的心理逻辑：拜金、拜物导致人们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为什么不倒过来分析：精神空虚才会认同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导致物欲横流。

这个论调，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追求物质，必然导致精神卑微。照这个逻辑，有钱人自然就境界不高；穷人的境界自然就至高无上了——但是，排队加塞、盗窃抢劫、马路碰瓷、因鸡毛蒜皮把祖宗八代和个人隐私揭得一溜够的并非有钱人。

物质和精神，就像饭和水，对于人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却告诉我们，饭吃多了，水必然就得少喝。你说荒诞不荒诞？但是，在某些所谓专家学者予以稍加变体后，我们便信以为然。许多所谓常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悖论之上。这让人不得不深思。